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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伟宋朝的皇帝比较自由但基本制度还是专制

宋代政治改革_宋朝政治制度与变革_宋朝制度改革

清明节沿江。

写作∣唐山

全文共7934字,阅读时间约8分钟

“我对吴勾的了解不多,我觉得他的一些考证水平很高,我应该向他学习。” 81岁的张邦伟先生说。

张邦伟是著名学者金宝祥的学生,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日前,在张邦伟《两宋史》和《宋朝皇亲与政治》的小讨论上,学者赵冬梅在谈到“宋朝热”时指出,“有都是吴钩写作的问题,会把历史撕成碎片。” 《堕落》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很大反响。

对此,吴勾表示:“首先,我要感谢赵老师非常直率的批评,我也第一时间向她表达了谢意。其次,我感到有点遗憾,因为赵老师没有举出具体例子来说明(可能是赵老师举了例子,但媒体没有写下来),如果有例子,批评就会更有针对性,读者也能更清楚地知道哪些具体点我写错了,也能得到更清晰的教训。”吴勾说:“十年前,我喜欢在微博上和别人争论、争论、吵架,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大家都可以说他们自己的东西。”

小风波的背后,浮现出两个问题:一方面,专业研究成果如何向公众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歌迷”的观点大多来自于专业研究,如陈寅恪先生的“左吉说”、湖南内藤的“唐宋转型说”、张思齐的“文艺复兴说”、魏晨的“文艺复兴说”等。宋代》“公务员工资最高”……但翻译成通俗文本时,往往脱离了原文语境,或者不是主流观点。 有的甚至只是通俗著作,并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围。 这些看似“有根据”的说法,一旦言过其实、言过其实,往往会打破常识、常识。

受欢迎的作者只注重结果而常常忽视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背景。 例如,陈寅恪先生的“耕耘论”与传统理解的“贫弱”是并行不悖的——宋代既有“耕耘”的一面,也有“贫弱”的一面。 只有认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进一步深化研究。 但现实情况是,受欢迎的作家经常切断彼此的联系,只说一件事,而不关心其余的事情。

另一方面,大众研究如何变得专业化。

历史研究需要公众参与,否则就会成为死研究或废弃研究。 然而,专业和业余就像“两个天堂”。 后者缺乏学术资源,前沿成果和核心材料很少向他们开放。 此外,还缺乏社会自组织。 除了以“粉丝”的身份聚集在一起,很难有存在感。 然而,他们的爱心、专注、精力和奉献精神往往是专业研究人员无法比拟的。

我们能否在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吴钩的观点是:“我认为‘用证据说话’应该成为学界和民间的共同标准。 虽然我说了很多宋朝的好话,但我并不是凭空捏造的。 我仍然认为我的话是有根据的。 每一个结论都有历史数据支持。”张邦伟认为:“如果业余作者写得不好,专业学者就没有必要去批评他们。 写出更好的东西还不够吗? 我认为于云国和赵冬梅在这方面是最好的。 做得好。”

《燕京书评》就学术界对宋代的认识、宋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以及对宋史的热情等问题采访了张邦伟。

宋代政治改革_宋朝制度改革_宋朝政治制度与变革

张邦伟,1940年出生,祖籍四川江安。 他的祖父张乃根曾是川军将军。 抗战时期,曹禺长期居住在张家。 张邦伟以曹禺名字命名。 曹禺曾开玩笑说,他要嫁给张家,纳张邦伟为女婿。 40岁后,张邦伟重返学术界,在四川师范大学任教授直至退休。 代表作有《宋辽金西夏社会生活史》(合着)、《宋代婚姻家庭史论》、《宋代政治文化史论》 、《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宋辽金西夏社会生活史论》(合着)《朝史》、《宋代皇亲与政治》 “, ETC。

▌宋朝不具备君主立宪制的条件

燕京书评:很多年轻人都是宋朝的粉丝,基于这样的假设:如果宋朝的文明不中断,就会逐渐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那我们不就提前实现现代化了吗?

张邦伟:宋朝离君主立宪制还很远。 君主立宪制需要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宪法,二是议会。 这在宋代是完全没有的。

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内藤浩南提出的“唐宋转型论”。 他的学生宫崎决定将宋代称为“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时期”。 “现代”这个概念很模糊,我不同意。 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误解,认为“近代”就是“近代”,进而提出“宋代:近代黎明”的说。

在经济制度上,宋朝仍然依靠自然经济和个人依赖。 虽然与上一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从政治制度上来说,宋朝仍然是封建专制政体,属于相当规范的近代社会。

宋朝没有产生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这怎么能称为“现代”呢?

燕京书评:根据宋朝粉丝的说法,宋朝的GDP占世界总量的80%。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真的有可能进入现代化了。

张邦伟:我不知道这个数据从哪里来。 我写了一篇专门的文章,名为“历史是如何运作的?” ”,文章还回顾了我写硕士论文时所犯的错误。当时我“算了一下”,金宝祥先生立即告诫说:“古代的一些数字不清楚,比如人均粮食产量。亩。”

我是一个粗鲁的学生,所以我从60年代初数到70年代末。 例如,计算北宋时期耕地面积的扩大。 唐代为8-850万公顷,北宋为1460万公顷以上。 这是根据《宋史》“治平中(天下耕地)四百四十万公顷以上”和“赋税不增”的说法。 十分之七”,既然只对30%的土地征税,而这部分土地面积超过440万公顷,那么总数不就是1670万公顷吗?

宋亩原本比唐亩大,相当于0.865城亩,所以是14.4亿亩。 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仅约20.3亿亩。

宋朝的领土面积较小。 今天的北京不属于它。 云南属于大理国。 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的部分地区属于西夏……加起来,宋朝的面积只有约280万平方公里。 宋代的农业技术也不好。 直到明清时期,才增设了更多的梯田。 随着抗寒植物的引进,山区可以开垦为农田,耕地数量大大增加。 但宋朝怎么可能有这个能力呢?

事实上,历史记载中存在很多歧义、错误和不一致的地方。 例如,《文献通考》记载,宋初开垦耕地3000公顷,相当于今天的25.95亿亩。 因为我盲目相信历史数据,我算出的宋代亩产居然超过了1980年全国平均亩产,这怎么可能?

这给了我深刻的教训。 其实宋朝的GDP并不清楚。 任何数据,只要询问原始材料的出处,就能看到漏洞。

燕京书评:您在硕士论文中反对传统的“贫弱”观点,没有引起争议吗?

张邦伟:没有。我的论文是1964年写的,直到1980年才发表。我提出了宋朝“弱而不穷”的理论,即宋朝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财政紧张。时期,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不繁荣。 我认为宋朝是继汉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它是“积贫积弱”。

因此,我写了《向前看、向后看宋朝》一文,认为:“人们说宋朝的历史是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说宋朝的历史也是一部坚强的篇章”。 ”。 当然,陈寅恪先生的“赵宋之盛”不能无限延伸。 当然,宋朝也有消极的一面。

燕京书评:也许论文正式发表的时候再赶比较好。

张邦伟:当时有大量国外学者进入研究。 他们更加关注宋代,认为宋代因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出现了“信息革命”; 一场“能源革命”出现,煤炭进入日常生活; 一场“金融革命”出现了。 纸币开始流行……他们拿出了更多证据,但没有必要夸大其词。

宋朝制度改革_宋朝政治制度与变革_宋代政治改革

《两宋史》,张邦伟着,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北宋灭亡的关键原因是腐败

燕京书评:国外学者这么说,是否受到湖南内藤“唐宋转型论”的影响? 目前学术界似乎还有另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应该远离“唐宋转型论”?

张邦伟:“唐宋转型论”并不是湖南内藤首先提出的。 我在中学历史课上就已经知道了。 唐初实行分税制,后改为两税法。 宋朝建立后,税收制度并未恢复。 这说明,随着税收制度的变革,引发经济增长,必然会促进上层建筑的变革,进而引发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变革。 等变化。

最早提出“唐宋革命”的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史宗简》中说:“隋唐以来,官有记录,家有家谱。做官必须有记录,家庭婚姻必须有家谱。” 北宋沈括、南宋王明清、明代陈邦占、清初顾炎武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唐宋变法”。

中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从中唐到宋代,社会内部发生了变化,但这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不是突然的变化,也不是彻底的决裂。 毕竟在宋朝,个人的依恋还是很浓的。

我第一次了解到“唐宋改革论”是在1963年,当时我读到《宫崎市鼎文选集》,提到了他的老师内藤小南的“唐宋革命论”。 一种论证。

不过,中国学者并不完全认同内藤湖南的说法。 “唐宋革命”始于中唐,盛于宋代。 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内藤子认为这是一个突然的变化,进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点我们不太相信。

在我看来,主张“唐宋变法”的都是中国学者。 今天,这个概念已经被推广,当作一个篮子,什么都放进去。 任何解释都与之挂钩,这就成了一个标签,仿佛把“唐宋之变”视为一个独立的时代,这是不恰当的。 如今,有些学者为了纠正偏差,否定了这一概念,这并不一定是正确的。 “唐宋之变”是客观存在的。

燕京书评:既然有“唐宋革命”,宋朝“弱而不穷”,为什么北宋会被金国这样一个新兴的、不发达的政权所灭亡呢?

张邦伟:我对此写过一篇文章,叫《北宋立国的原因》,也算是我家人的意见。

对于宋朝的亡国之事,鲁迅先生曾说过:“虽然有少数革新者,如王安石等,实行了新法,但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失败了。从此,直到宋末,大家还是老调重弹。” 说是“老调重弹”灭亡,是有争议的。

宋徽宗时期,蔡京掌权,名义上延续王安石的新政,蔡京还自称是王安石的继承人,“相传熙凤(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而结束于宋神宗去世的元丰八年,即1069年——1085年,所以西凤常被用来代替王安石的变法)不善者将受到惩罚。

然而,北宋并没有唱新歌而灭亡。 因为“(蔡)静的名字沿袭了西凤典,但实际上却有很多变化,没有一点与西凤一致。” 当时的人评论道:“祖法利民,西凤法利国,崇官(指徽宗崇宁、大观两个年号,即蔡京当政时)法利奸臣。” ”。 可见蔡京是绝对不能变法的。 相当于王安石的变法。

北宋的灭亡并不是因为落后、被打。 宋徽宗时期是宋朝人口最多的时期,超过一亿,是金朝的近20倍。 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超过20万,攻打宋朝的兵力也只有12万。 逼近开封城的士兵“大约不超过八万人”,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却在百万以上。

从兵器来看,沈括曾说:“甲胄(本朝),古今极为精巧;军事装备的繁盛,前代无可比拟。” 虽然金朝的骑兵比较强大,但宋朝却擅长守城。 指导良好,完全支持。

宋军与金军的真正区别并不在于装备和数量,而在于军队的质量和管理。 军官们“仗着自己的运气,无所畏惧,执掌军政,侵占军营”,以致“教阅兵全废”,“危急之时,人不知”。士兵们,没有人可以用。”

不仅军队腐败,政治也腐败。 宋徽宗重用“六贼”,生活奢侈。 他自己也承认:“用人不当,官府失权,百姓无法生存,反而沦为强盗”。

北宋末年,各种权力都在扩张,君主的权力在扩张,宰相的权力也在扩张。 蔡京成为了言论家,宦官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 几党权力膨胀,缺乏制衡,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我还写过《“建康内部纠纷”分析》。 “建康内乱”是宋代周必达首次使用的术语。 战乱关头,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发生内讧。 宋钦宗劝说宋徽宗返回汴梁,并软禁了他。 如果宋徽宗还在江南,或者驻扎在易守的洛阳,即使汴京失守,他也能迅速组织兵力反攻,结果就会不一样。

关键时刻王室内讧也是腐败的表现。 北宋的灭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腐败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 我只是发表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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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雕像。

▌“嘉佑法则”难以辜负现实

燕京书评:宋迷常常提起宋仁宗,认为“嘉佑之治”可与“贞观之治”相媲美。 真的有这么强大吗?

张邦伟:我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嘉佑法则”:一个不能称之为的命题》。 有人称宋仁宗时代为“宋朝的巅峰”、“中世纪世界的黄金时代”。

宋初,发展比较顺利。 到了真宗中期,特别是檀园之盟之后,原本稳定的上升趋势被破坏了。 宋真宗开始奢侈浪费,“三冗”(即冗员、冗兵、冗费)问题凸显。 到了宋仁宗时期,已经发展到难以恢复的地步。 后来宋神宗等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成功。 虽然我不完全同意宋代的“积贫积弱”,但“两积”(即积贫积弱)是在宋仁宗统治时期形成的。

欧阳修曾批评:“当今纪律之弊,非一日可破,政治错误非一日可犯”。 当时有四大危机,即:一是边境危机,西方和北方都面临尴尬;二是边境危机。 第二个是金融危机。 “三冗”猖獗,酿成祸患; 三是民生危机,贫困群众温饱不足。 四是治安危机,社会动荡持续。 据何柱奇先生早年不完全统计,北宋共发生内乱、兵变203次,其中仁宗朝有57次,比徽秦时期多出17次,为九朝中最多的。在北宋时期。 这怎么能称为“黄金时代”呢?

然而宋仁宗却出了人才,如范仲淹、欧阳修、蔡襄、三苏、吕夷简、包拯、文彦博、吕公祖、曾巩等。然而,盛世并不一定出人才。 。 过去人们常说“乱世出人才”。正是因为嘉佑年间严重的社会危机,才兴起了改革的呼声。三苏、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什么?缺点太多了。

宋人推崇嘉佑的统治,其中涉及新旧党争。 新党推崇宋神宗,旧党也只好以宋仁宗为旗帜。 元佑年间,西凤变法被否定,新党被批斗,旧党被重用。 旧党内的人们欢呼“救命救火,改弦易辙,庆历嘉佑治天下”。 嘉佑年间,政治被神化。

燕京书评:您刚才提到了著名大臣包拯。 “歌迷”称,他如今的年收入相当于数千万元。 宋朝“公务员”的收入有那么高吗?

张邦伟:你可以参考我的文章《论宋朝“最腐败”》。 “公务员”是一个仅存在于今天的头衔,一些作家用它来指称古代官员。 有人说,“宋代‘公务员’的工资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 这与宋朝人的说法恰恰相反。

北宋文学家杨仪曾说他的俸禄“不如周代农民”、“不如汉朝小吏”,也就是说他的俸禄是还不如周代的上层农民和汉代的小吏呢。 据《中国俸禄史》记载:“宋初官员的俸禄,大致相当于唐朝的四分之一”。

宋代高级官员的收入确实较高,但低级官员的收入却很少。

高级官员的薪水高得惊人。 “而且绝大多数低层官员的工资很低,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燕京书评:从你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宋粉”的很多说法都有一定的史料依据,但存在过度概括、夸大等问题。 普通读者在阅读时如何避免被误导?

张邦伟: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常理、常理来看待问题,对应到今天的情况才能够理解。

正如邓光明先生对“拐子马”的研究一样,岳飞的孙子岳克在《鄂国金拓阳》中说:“蜀军威猛,皆重甲,有魏索贯穿其中,三人一阵”。对联,名拐子马,又名铁浮屠,挡墙而进,官兵不能算官,故屡胜。” 意思是每三匹马穿上重甲,用绳子绑在一起冲锋。

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和常理。 三匹马拴在一起怎么能跑在一起呢? 如果你稍微动动脑子,你就能想出来。

燕京书评:您一直在教历史。 不同时代的学生如何看待宋朝?

张邦伟:我已经退休很多年了,不知道现在同学们怎么想。 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教书。 那时,课堂上谈论宋朝的话题就是“贫弱”。 学生们当然不爱听。 后来他们说宋朝好,商业文化繁荣。 这很有吸引力,学生们对此很感兴趣。 兴奋的。 但对于宋朝来说,最好不要夸张。

宋朝的文化和政治确实有可取之处。 比如宋朝的皇帝虽然不是明朝的皇帝,但他们思想比较开放,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而且有分寸、有恩惠。 宋代的很多文人官僚都有责任感和责任感,但也不应该被夸大。

宋朝再好,也有皇帝。 其基本制度仍然是专制,其根本性质没有改变。 很多“宋粉”都想回到宋朝,包括在网络小说里,比如《回到宋朝做秀才》、《回到宋朝做公主》、《回到宋朝》做状元”、“回宋当太子”等等,这是错误的。

宋朝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现代人也不应该追求这样的时代。

宋代的文狱还是很厉害的,尤其是南宋高宗时期,文狱很多。 北宋的苏东坡不会同意说宋朝好。 他遭遇了文字狱。 他的朋友文同有诗云:“北来客莫问,西湖虽好,莫作诗。” 他警告他,到了被贬的地方后,他就不能写诗了。 别再胡说八道了,不然你会惹上更大的麻烦。

这就像《康熙皇帝》的主题曲一样。 有一句话“我还想再活五百年”。 这句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如果康熙皇帝再活500年,我们还会生活在帝制时代吗? 难道还要给皇帝下跪吗?

现代人应该向前看,不应该生活在宋朝。 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追求。

宋代政治改革_宋朝制度改革_宋朝政治制度与变革

《宋代皇亲与政治》,张邦伟着,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宋朝历史为何由冷转热?

燕京书评:不幸的是,很多“歌迷”的文字正在引导读者回顾过去。

张邦伟:这不能怪通俗读物的作者。 作为专业研究人员,我们不能认为他们的写作具有攻击性。 如果你觉得写得不好,你能写得更好吗? 我认为批评流行作家不专业没有多大意义。 我已经80多岁了,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写作了,但我一直在写文章。 虽然是论文,但我仍然追求写得漂亮、不干巴巴的目标。

我觉得于运国做得非常好。 他的书很受欢迎。 另外,赵冬梅也很不错。 她出版了几本书。 我同意他们的做法。 还有邓小南。 听说她前段时间在网上做了一个报道,吸引了超过20万人。

他们的努力表明,专业也可以面向社会、面向大众,也可以做一些大众化的事情。 中学时,我经常阅读吴瀚先生编着的《中国历史丛书》和《世界历史丛书》。 它们也是专业学者撰写的科普书籍。

燕京书评:老一辈学者比较注重科普,但现在的学者似乎对此兴趣不大。 为什么?

张邦伟:现在专业学者忙着评估,忙着写论文,忙着出版C期刊(核心期刊)。 但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太枯燥,几乎读不懂,社会上没有人看。 写科普文章,无论影响有多大,在学科评价中都不会得到认可。

我们当时比较放松,没有这些评估。 退休后,我被学校刊物特聘为专家,每年要写两篇文章。 就这两篇文章让我很忙,没有时间做其他事情。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也不知道。

燕京书评:当您开始研究宋史时,宋史在当时算流行吗?

张邦伟:当时绝对不受欢迎。 1961年我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金宝祥先生。 当时大家都喜欢研究汉唐,也流行先秦,但不喜欢研究宋朝,因为宋朝的背上有四个字——“穷”。和弱点。” 研究起来感觉很窒息,所以宋代就成了当时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前辈们都学通史。 他们从先秦开始学习,到了宋代,就已经老了,精神不振了。 比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纲要》,他写完前四卷后,就留给了宋辽金元时期的蔡梅标先生来写。

金宝相先生是唐史大师。 从研究通史的角度来说,“文革”之前,他带领的两个研究生都没有研究过唐史。 我研究宋朝历史,另一个研究明朝历史。

燕京书评:宋史为何后来由冷门转为热门?

张邦伟:有两个原因。 First, there is a large influx of works by foreign scholars. 他们的心态不同。 They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strength or weakness of a dynasty. "Poverty and weakness" do not have much impact on them.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very developed; second, We should thank the popular writers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including Wu Gou, who promoted the public's interest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has indeed become a popular topic.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should think more about why society does not recognize our works but recognizes theirs.

Of course, for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the Song Dynasty is just a research object. We are neither "Song fans" nor "Song blacks". Our roles and statu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ong history enthusiasts. In research, we cannot invest too much personal emotion, so readers may not feel friendly enough when reading it.

In f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once considered "poor and weak". This statement is a bit extreme. I may be the first person to write a paper against this statement. However, don't go to the other extreme today and say everything about the Song Dynasty was good. The Song Dynasty had a negative side and a positive side, and both sides should be seen.

Yanjing Book Review: It seems that you have thre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which are very elegant and unrestrained. It is really impossible for today's scholars to achieve them.

Zhang Bangwei: Haha, that's what I said in 2007. Since the 1980s, I have basically adhered to these three principles. I was also older at that time. Unlike young people, I had less expenses and a sufficient salary. I didn't trade in stocks, so I didn't have much desire to make money.

The three principles I mentioned at that time were:

One is not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If cooperation is not good, if there are achievements, everyone will grab them, if there are problems, everyone will push them away, which is not interesting. Research is better done by one person, but I later broke this rule and collaborated on a book, each writing a few chapters without a unified idea.

The second is not to apply for a subject. It felt like a shackle and made me feel uncomfortable. At that time, I didn't know that it could still make money. In fact, I have also broken this rule. I have never applied for it myself, but after other people applied for the project, they invited me to do it together.

The third is not accepting invitations from publishers, because I am not interested in many topics and cannot stand the pressure of deadlines. It is better to write it myself and then apply for funding. However, I also broke this rule and accepted the publisher's topic selection.

It is said that there are three principles, but in fact I have broken them all.

Yanjing Book Review: There is also pressure from academic circles. How can you be so optimistic?

Zhang Bangwei: I am a person who has been delayed. After graduating with a master's degree at the age of 25, I worked as an editor at the Tibet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for 15 years. In 1980, I taught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These 15 years have not been of any help to my academic research. So in the 1990s, I summed up my sentiments in 25 words: "Be more free and easy when things happen, be more serious in your work, be more honest with others, be more cheerful, and live a free life."

I don't have such high demands on myself. 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Unlike Deng Xiaonan, who has to shoulder the academic expectations of his parents, I always feel that I haven't done enough and that I haven't shouldered such a big mission.